72.上卷.向谁倾诉*****
我心中喜不自禁，忙说：“记住了，黄师！”其实，我以前寄稿子是通过宣传科盖章的（那时有这种规定）。只是这篇稿子，投向《延河》，我压根就没抱希望，所以也就没来打扰黄干事。从此，我日思夜盼，梦绕魂牵，等着新的一期《延河》问世。杂志还没出来，市艺术馆的老师们却通知我：市上要开个学王杰的诗歌朗诵会，是和省作协联办的。你的三诗将在会上朗诵。朗诵会大约是11月20号前后召开的，地点是新城剧场。那天傍晚，当我赶到新城剧场门口时，见门口拥着许多人。有人在散传单，我要了一份。那是一份8开的白纸印刷的诗传单。上面印了七八诗，全是歌颂王杰的。而排在最前面的便是我的那组《煤、良种、火车头》。朗诵会上，一位我至今还不曾认识的青年人，朗诵了我的诗。当剧场里掌声响起来时，我，一个20岁的小学徒工，却用工作服的袖子，捂住了自己的眼睛……我怕别人看见我的泪……散场后，我在人流中现了那个青年人，仿佛鬼使神差，我竟像特务似的尾随在人家身后，一直跟到了东大街。其实我那时只想对那人说一句话：“老兄，你朗诵的那诗是我写的……”其实路上我只要紧赶两步就能跟他搭上话，可我没那勇气，直到把人跟丢了。真难忘1965年12月初，我接到《延河》编辑部寄来的12月号《延河》。在厂门口的收室内，我竟不敢打开，匆匆塞进怀中，让它伴着我“突突”的心跳，一路小跑回到我的宿舍里。将宿舍门关好，这才抖抖索索地扯开信封，双手摊开杂志，掀开封面，哦，果然在 第 073 章 ，厂里筹备晚会，我为厂里写了演唱材料，是当时流行的表演形式“对口词”，索性一并拿去。胡老师看了诗以后，坦诚地说：“虽没有已表的诗好，但可以用。”至于“对口词”，看来先生不感兴趣，只淡淡地说：“这种东西，为工厂业余活动服务，可以写写，还是要用心写诗。”一周之后，我就接到通知，三诗和那对口词同时采用，在《延河》1966年元月号上。更使我不敢想象的是，胡老师在通知我稿件采用的同时，又让我到编辑部去一趟，说主编王丕祥要见我。天哪！《延河》主编是何等人物，竟要接见我这个毛孩子！我简直是受**若惊了！我不敢向班组请假，只好等厂休日去拜见主编。那时，家中贫寒至极，我每月只有18元工资，还要给老娘尽一份孝心。所以，除厂里的工作服外，我没有一件体面的衣服。还是师兄仗义，知道我要去见大人物，将他的一件蓝的卡中山装借给我穿上。多少年后，虽然我早已是省作协会员，又两次被推举为作协理事，作协大院对我早已不再神秘，但每当我从作协前院走过，望着那座仿西方建筑的小礼堂，总有一种很亲切的感。因为，当我在学的路上蹒跚学步时，王丕祥先生就在这礼堂东侧的一间小屋里向我伸出了宽厚而温热的手。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开始很拘谨，完全回到了小学生时代。但王主编的亲切、随和却使我慢慢松弛下来。他问我多大了。我答：“刚过完20岁生日。”他笑笑：“很年轻嘛。”随后他便告诉我：学是件苦差事，学的路很长很长。越长就越苦，因为学是创造，永远创造新的东西。我们遇到过很多年轻人，喜欢学，也有才气，但吃不了苦，走着走着就开小差了。这个不行，成不了气候。学就是马拉松长跑，只有坚持，才有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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