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4章 年少坚定的信念 (2)（1/2）
清代袁枚《子不语》曰：海南岛“黎民买卖田土，无文契票约；但用竹签一片，售价若干，用刀划数目于签上对劈为二，买者卖者各执其半以为信。?? ?? 日久转卖，则取原主之半签合而验之。”[14]上述三个民族当时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所用契约虽有一些差别，但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都无文字，而是以剖分竹签木片为信物。这种契约形式叫做判书。《周礼·秋官·朝土》曰：“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郑玄曰：“判，半分而合。”由此看来，判书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比较普遍采用的契约形式。汉族祖先在原始社会末期可能也是用这种契约。西周至两汉时期的契约之所以也为判书制度，渊源于此。
西周至两汉时期，已用文字书写契约。这时契约的形式虽仍为判书制度，但比原始社会的判书有很大的进步。此时契约的形式因用途不同，分为三种：即《周礼·天官·小宰》所说：“听称责以傅别”，“听卖买以质剂”，“听取予以书契”这就是说，借贷契约用傅别，买卖契约用质剂，授予收受契约用书契。关于傅别的形式，郑玄曰：“傅别，谓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刘熙曰：“别，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关于质剂的形式，郑玄曰：“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
关于书契的形式，郑玄曰：“书契‘…”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刘熙曰：“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清代孙治让对这三种判书做过这样的比较说明：“盖质剂，傅别、书契，同为券书。特质剂，手书一札，前后文同，而中别之，使各执其半札。傅别则为手书大字，中字而别其札，使各执其半字。书契则书两札，使各执其一札。傅别札、字半别；质剂，则唯札半别，而字全具，不半别；书契，则书两札，札亦不半别也。”这三种形式的判书在今存汉简中可以找到事例。
魏晋以后，纸契的使用日广，判书也起了变化。傅别，质剂之制逐渐不用，合同形式在产生展。合同形式脱胎于书契，又吸收傅别之长，展而来。其形式是“书两札”，将两札并起。合写一个大“同”字，后来合并大写“合同”二字。每一札上都有“同”的半字或“合同”的两半字，为合券的验证。这是最早的“缝制度”后来，在买卖关系中广泛使用单契，由卖主方出具。
官府为了保障人们合法的权利，消除财产等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视契约的内容书写和形式制作。《周礼·地官·司市》曰：“以质剂结信而止讼。”《明公书判清明集》曰：”在法，交易只凭契照。”凡人论诉田业，只凭契照。”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契约的财产证明作用。官府为了使契约更好地起到这种作用，曾设法使契约规范化，因之契约的内容和形式时有改进。但使契约形式生重大变化的，不是契约内容的法律作用，而主要是历代税契政策的作用。如“红契”的出现就是如此。
有的学者认为，红契“就是皇权所订的法律的替身”，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21]的证明，这是一种误解。其实，红契之所以“红”是由于盖了朱色官印。盖此官印与土地所有权没有关系，更不是土地国有制的证明。如上所述，而是税契的作用。《隋书·食货志》曰：“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这是中国古代税契制度的开始。“文券”就是在缔约双方缴纳契税时，官府加盖官印的契约，后代叫做红契、赤契或官契。元代陶宗仪曰：“红契，买到者则其无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南宋李心传曰：买卖田宅，“人多惮费，隐不告官：谓之白契。”可见契约的这一大变化是由税契制产生引起的。所以要在契约上加盖官印，主要是为了保证契税的征收。
契约大约在宋元时期，又生过第二次大的变化，就是契尾的产生。所以这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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