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年到天宝年大唐中枢的多重矛盾与斗争（2/3）

有武周时期培养的老臣。

权力结构其实是一主一次，多半都有打酱油的宰相，李隆基干政的时候比较多，相权较为松散。

自开元十四年后，唐廷的财政问题就变成了宰相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裴耀卿，李林甫，牛仙客甚至是杨国忠，他们的理财能力，都是拜相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类似张九龄这样的词臣，和以李林甫一类的理财派官员，他们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们要做的事情，都是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就是彼此矛盾冲突的。

这就是大唐中枢的第一重矛盾：传统儒家词臣派官僚，与因形势应运而生的理财派官僚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经常不可调和。

儒家学派的官僚（以张九龄为例）的思想，是秉持：民贵君轻，小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减少官吏规模，减少中央对于地方事务的干涉，减少法制的成本，以德治为主。

没错，法制是需要成本的，而且这个成本还不低。在古代权贵基本不守法的情况下，德治的作用未必比法制要小。这是封建时代的客观局限性。

而理财派官员的思想没什么好说的，就一句话：想办法增加中央财政！

增加财政，必然要取之于民，要增加税收，要开设新机构，大政府不可避免。

此时李隆基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果要维持大唐的现状，那就必须重用李林甫这样的理财派官员。如果要改革大唐的种种弊端，就必须重用张九龄这样的儒家学派官员。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从现在倒推回去分析，张九龄哪怕多执政20年，提前砍了安禄山，也无法改变大唐基层社会的实质性解体：

府兵与均田制的基础已经不存在，治标不治本的吏治改革无法延续，土地兼并的尖锐矛盾没有独辟蹊径的解决办法（如北宋那样以毒攻毒的办法无法实施），以及首都越来越大造成的经济、生态失衡。

张九龄若是继续在位二十年，十有会身败名裂。这个道理就像李林甫若是当四年宰相就病死，也会名垂青史一样。

李隆基也看得到这一点，大唐改革是无望的，苟着就好了。闭上眼睛就是天黑，不出长安就是天下太平。

张九龄等人的失宠，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能做的事情，已经没有希望；李隆基迫切需要的事情，他们又干不了。

好了，这就把话回转到开头说的那件事：张九龄为什么要阻止牛仙客上位，仅仅是因为对方能力不足么？

我认为并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

以后世的观点看，严挺之的能力，绝不会超过牛仙客，功劳就更不如了。严挺之有什么成就，我找史料都找了半天。

那么张九龄为什么要推荐严挺之当宰相呢？

第一，二人都是科举进士出身；第二，二人都是词臣，文章写得好。换句话说，他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天然就会成为朋友。

张九龄说牛仙客“目不知书”，不是说对方看不懂书，而是说牛仙客不会写词臣文章，文学素养很低。对比一下，严挺之的文学修养那就高了几个数量级吧？

所以说，形成北宋宋仁宗时期文官治国的格局，是张九龄的理想，不能说他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几百年后，这种格局真的在北宋实现了。

将权贵政治，向下解体，压低贵族权利的上限，降低参与政治的门槛下限，这个历史趋势，张九龄是把握住了的。

但也不能说他的想法没有问题，因为这种中枢政治格局，产生了非常严重，负面，且长久的影响。

不让牛仙客当宰相，是因为他不是“游戏规则”里面出来的人，这个口子不能开。张九龄心中的“游戏规则”，就是科举。

同理，他反对张守珪由节度使入相，也是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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