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五百二十二章 失去联系（‘五四’青年节快乐！）（5/8）
安心。
二、“农”凌驾于“工商”之上成为第二阶层。“重农轻商”的思想是广收诟病的一条，认为正是这一思想妨碍了工商的发展进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历史的大环境，异常低下的农业生产率才是历史的真实。
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在失去生存的大前提下，谈什么都是空洞和无用的。
异常低下的农业生产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作物品种原始，对农业病、虫害防治能力低下，导致农作物单位产量低下，查一查历朝历代的农业数据，就可以了解一个大概，或者简单比较一下建国初期的亩产量和现在的亩产量也可以作为参考；
2、单位农田面积获得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工作量大――耕地、播种（插秧）、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加工（打谷、磨面）等等，劳动方式原始，基本依赖人力（少量使用畜力），对农业劳动力人口数量的需求高；
3、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更为低下，旱灾、水灾、蝗灾对农业收成带来的影响是致命性的。
4、农产品深加工和储存手段原始，丰年的余粮并不能长期积蓄起来以应对灾年的危机。
人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生存得不到保障，还有什么可谈呢？大灾之年，更是往往演变为动乱之年。农业生产率的水平，代表着农业人口可供养其他人口的比例和数量。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任何过度抢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除了灾难还是灾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重视农业生产的出发点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了“限制农业人口流失”――压制工商，控制人口迁移；“鼓励生育，重男轻女”――不过在增加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增大了社会对农业产品的需求总量；“屯田开荒，增加农业人口比例和耕地面积”――“民屯”、“军屯”往往都是开垦的荒地，等等。
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增大农业人口和耕地面积的总量以供养更多的其他人群，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足以迅速改变社会人口的比例构成。
儒家“重农”的思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非常正确的政治决策，而且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将“农”列为社会第二阶层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轻率地批判儒家“重农轻商”是缺乏的历史常识的表现。
其实有两个异常真实的例子就摆在大家面前，新中国建国后开始了中国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一个“大跃进”的错误思想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其结果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援外之类的因素只能算是加剧危害程度的辅因。
中国前两年刚刚出现农业生产形势恶化的苗头，中央马上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通过政策调整所产生的“经济杠杆”作用调节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解决农业问题――难道你会认为中央的决策层还没有摆脱“重农轻商”的思想吗？
“农业为国之根本”，这是千万不可以忘记的真理呀！
三、“工”作为社会的第三阶层，负责了社会其他生活物资和劳动生产工具的生产和改进。
除了吃饱肚子之外，人们还需要必要的生活用品和其他生活物资，进行劳动生产也需要工具，他们虽然并不出产果腹的粮食。但也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儒家将他们放在了第三的位置。
儒家并非不了解“工”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一句话是儒家常常引用的，儒家反对的是“工”在“奢侈品”、“享受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奇淫巧器”四个字本身就反映得很明白。
只是后来常常被用来比喻从西方引进的新鲜事物（引进的事物中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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