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上卷.向谁倾诉（28）
“吁……”我长长出了口气，合上了手机。***“那天晚上，我觉得天塌了！”那时，我是党报《西安晚报》的编辑、记者。1986年2月18日，是农历的大年初十。我们报社的几位平日相交甚厚的朋友聚在一位朋友家喝酒。酒及半酣，突然闯进几名持枪的武警，领头的是跟我打了半年多交道的检察官……我被“依法逮捕”了，理由是我犯了“受贿罪”，一副冰凉的手铐扣在我这双握了几十年笔杆子、写了数百赞美诗的手腕上……我是个没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的人。面对武警们的枪口，我微笑着对用惶惶目光望着我的朋友们说：“放心吧，没事！这是胡闹！”但那一刻我却突然想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想到他们，我的心瞬间战栗了……妻是一位从16岁就进工厂当学徒的一线工人。在厂里，她是个从不引人注意的人。1982年，我曾以她为原型，写了篇散，《谁也没有注意她》，一举夺得国家级的大报──《工人日报》征的一等奖。中说：20年来，她没有当过先进，没有干过一件出过风头的事，却又没迟到过一分钟，没出过一件废品，没犯过一次错误……风里、雨里、雪里、雾里，她骑着一辆老式的自行车，奔波在从家到工厂的六公里的路上，干着自己该干的一切……茫茫人海，她是一滴最不起眼的水珠……我当记者，当杂志主编，写诗作作报告，风光无限，踌躇满志。可她对这一切，全然不往心里放，既不在人前炫耀，也从来不到我工作的地方去看一眼……如今，这突兀而来的变故，她又如何承受得了？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2岁，正是让大人操心劳神的年纪，她又怎能独立支撑这个被“风暴”摧毁的家？我被判刑一年又六个月。出狱至今，已经14年多了，直到最近，她才给我讲了那天晚上的事──“那天我上早班，回到家，天都快黑了。刚放下车子开开屋门，一群穿警服的人就来了。我问他们找谁，他们说：徐剑铭被捕了，我们是奉命搜查你们家的。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们在屋里翻箱倒柜地折腾了半天，啥也没抄出来。我还听见他们说：没想到，这么穷酸！（注：我那时租住的是一条小巷中一间墙壁裂缝、阴暗潮湿的小平房，全部家当不值三百元）。那伙人临走时对我说：给你男人送被褥去吧，到公安五处看守所……他们一走，我一屁股坐在**沿上……哭？没有。我脑子还没转过弯来，只觉得天旋地转，好像是天塌了，不知道该咋办。儿子放学回来了，我这才有点清醒。我赶忙收拾被褥，捆好了，才对儿子们说：你爸出事了，我得给他送行李去。有馍，你们凑合吃吧。我把行李卷放到车子的后架上，可我却不会从前头上车。从后边又上不去，一跷腿就连人带车摔倒了。那一会儿也不知道啥叫疼，爬起来再上，总算跨上去了。可五处看守所在哪呢？以前，这地方我听都没听说过。我骑着车子游魂似的在街上转，忽然想到了咱大姐。我得把这消息给咱姐说说，咱姐最疼你嘛！从北门骑到南郊咱姐家，一进门我叫了声“姐”，眼泪就再也憋不住了，哭得喘不过气来……咱姐劝我的话我一句也没听清。哭了一阵，我想：这光流眼泪也不行啊，天这么晚了，又是大冷天，铺盖送不去你睡哪呀？这才擦擦眼泪，跟姐姐、姐夫商量着咋给你送铺盖。咱姐便让姐夫陪我去……”噢，我想起来：那天傍晚我被关进号子，直到10点多了，还不见我家送铺盖来。我当时心里有点凄凉：莫不是妻吓昏了，或者是妻见我落难，害气不管我了？到了这种时候，人是最容易胡思乱想的……号子里的人犯们开始拉被子铺**了，号门咣当一响，管理员开门进来了：“徐剑铭，出来拿行李。”我走出号子，见地上放着一捆很大的行李，抖开一看，是家里最厚的被子和褥子，还有几件换洗衣服、牙刷、牙膏、肥皂、毛巾……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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